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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父子關系”:復習《欠缺經濟學》
    發表時間:2021-12-02 16:45:3402:39   來源:本站    點擊:4397197

    摘要: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中共中央編譯局 ,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偉大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社會科學家、哈佛大學經濟系榮休教授、《短缺經濟學》作者雅諾什·科爾奈(JanosKor-nai,1928-2021)于2021年10月18日在布達佩斯去世。消息傳來時,中國“電荒”(電力供不應求的短缺狀態)正在流行。這自然引起學界的議論:“電荒”的流行,是否意味著短缺經濟學在中國的回歸?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重溫《短缺經濟學》。這本書是科爾奈漫長著述生涯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也是他諸種名著里在中國傳播最廣的一部。

    重溫短缺經濟

      科爾奈的作品根植于他在匈牙利的經歷。他曾告訴中國讀者:“我始終是一位匈牙利的經濟學家:激發我理論思想的靈感總是來自匈牙利的實踐,而且我的建議也總是尋求幫助我自己的同胞。”

      但科爾奈并不止于匈牙利。借助比較的方法,他致力于識別匈牙利常見經濟現象所代表的經濟一般特征。1980年,他在匈牙利和荷蘭阿姆斯特丹NorthHolland出版社出版的《短缺經濟學》(EconomicsofShortage)一書,正是這樣一種方法論原則下完成的杰作。

      早在1956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中,科爾奈已經注意到匈牙利社會主義經濟中廣泛存在短缺問題,而將短缺提高到思考的中心,則得力于廣泛的旅行和長期的思考。他35歲訪問劍橋大學,第二年去倫敦經濟學院,為英國的富足平靜所震撼:

      由于多年以來我一直生活在短缺經濟中,因此與捷爾吉·彼得和米克洛什·吉邁什一樣,倫敦富足寧靜的生活以及充足的物質供應讓我目瞪口呆。1963年短暫的劍橋之旅讓我看到了英國人生活的一個縮影,而現在我在倫敦生活了好幾個月。當然我早在出國前就已經從學術資料中了解到英國與匈牙利在生活上的差異,但是從文字中得到的印象是一回事,從別人口中聽到的情況是一回事,親眼看到的景象則是另外一回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從那時開始真正學會如何使用“比較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方法后來成為我的研究工作的一個重要標志)。我通常會從理論和統計學這兩個角度對兩種體系進行比較,但是激發我提出這些觀點并且去證實它們的卻是我本人對這兩種體系的親身經驗。

      凱恩斯建立現代宏觀經濟學時,面臨的是資本主義世界需求不足的大蕭條局勢。而科爾奈面臨的則是社會主義經濟廣泛、持續存在的消費品和生產品短缺問題。這也正是《短缺經濟學》書名的由來。除了凱恩斯,這本書還受到馬克思和赫希曼(AlbertOttoHirschman,1915-2012)的強烈影響。《資本論》“激發了我的無窮靈感”,識別和解釋資本主義體系的功能失調,而這可以“深刻地反映出社會主義政治-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赫希曼被放在與馬克思、凱恩斯并列的位置,這有點意外,但科爾奈將短缺經濟下的排隊、囤積、等待等現象納入嚴肅的經濟分析,不是與赫希曼異曲同工嗎?

      《短缺經濟學》分為上下兩卷,分別討論“沒有價格下的調節”和“價格存在條件下的調節”。這兩卷分別對應價格不變和價格變化但所起作用值得懷疑兩種情況,下卷正是針對這種已經有所改革、價格機制仍受到廣泛抑制的經濟,隱含了對“天真改革派”的批評。

      在短缺經濟中,買方和賣方的地位并不平等,賣方處于有利地位。換句話說,企業而非家庭是這個經濟體系運轉的中樞角色。所以《短缺經濟學》中對國有企業行為以及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有深入的討論。其中創造性地使用了“軟預算約束”概念。在微觀經濟學中,消費者和生產者都面臨預算約束線,這條線不言自明、清晰給定。而對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國有企業來說,這條預算線是可以移動的,借助國家補貼、稅收、信貸和價格調整,企業預算約束可以放松變軟。雖然軟預算約束概念系科爾奈研究社會主義經濟時提出,現在已經成為經濟學中的通行概念,對研究財產權利、政府行為、金融危機等廣泛的經濟問題有著強大的解釋力。

      《短缺經濟學》中譯本1986年由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對出版這本書最初并不積極,社領導的第一反應與蘇聯經濟學會會長一樣,認為從書名來判斷是“污蔑”。為此,經濟研究所所長董輔礽專門打了電話后,出版社才轉而表示支持,保證了該書順利出版。此書第一次印刷為2萬冊,半年時間兩次加印,到12月印數達到7.1萬冊。次年,《短缺經濟學》榮獲“1987年全國優秀暢銷書”獎。

      《短缺經濟學》中譯本的出版,使科爾奈和這部書進一步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共同話題。“非均衡”、“短缺”、“軟預算約束”、“資源約束”以及“投資饑渴”等帶有鮮明《短缺經濟學》印記的詞匯,開始在中國經濟學界廣泛流行,而8種科爾奈作品的譯本在3年的時間內相繼出版。當然,在現代經濟學尚未普及的條件下,誤解和不妥當地運用也隨之流行,這些譯本和錯解已經成為中國改革史的組成部分了。

    “家長制”還是“父子關系”?

      《短缺經濟學》中譯本的出版,使科爾奈作品的關鍵術語趨向統一。不過,這本書將“paternalism”一詞譯為“父愛主義”,這個譯詞并未統一起來,兩種并行的譯法分別是“家長制”和“父子關系”。

      “父愛主義的程度”是《短缺經濟學》的一章,該章聚焦于社會主義經濟中政府(state,或譯“國家”)與企業的關系。在科爾奈看來,社會主義經濟中國家與企業的關系類似家庭中父母與子女的關系:國家對國有企業給予種種特殊地位并給予經濟上的幫助,國有企業則態度曖昧,一方面不滿于家長式“父子關系”中的地位,謀求內部人控制(這里借用青木昌彥的詞匯),一方面設法謀求國家的幫助。《短缺經濟學》區分了從國有企業完全自立到被動接受國家撥給的實物這樣五個不同的層級,指出這是國有企業軟預算約束的深層社會基礎。

      除了“父愛主義”,“paternalism”也被譯作“家長制”。這個詞在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中反復出現,中譯本譯為“家長制”,保持了與經典著作中譯本的銜接一致。“家長制”概念又與“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傳統銜接,這對理解現代中國的政府和企業的關系頗為便利。錢穎一在哈佛大學讀書期間發表的《科爾奈的理論與經濟改革》一文,就使用了“家長制”的譯法。

      有的譯者也則將“paternalism”譯為“父子般關系”或“父子關系”。劉吉瑞和邱樹芳是吳敬璉、陳吉元和榮敬本三位經濟學家共同指導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也是英文本《短缺經濟學》國內最早的讀者。他們1984年發表《〈短缺經濟學〉簡介》,即采用了“父子般關系”譯法。(《〈短缺經濟學〉簡介》,《世界經濟》,1984年12月)不久他們又將“般”字去掉,直接采用“父子關系”譯名,這一譯名得到吳敬璉的贊許。榮敬本是《資本論》中央編譯局譯本的譯者之一,他和邱樹芳、劉吉瑞合編的《短缺與改革——科爾內經濟論文選》一書,就采用“父子關系”對譯“paternalism”。“paternalism”原有父權的含義,又與中國“三綱五常”傳統中的“父為子綱”銜接,也與科爾奈用這個概念表達市場化之后的國有企業一只眼睛盯著市場,一只眼睛盯著政府,但主要盯著政府的思想吻合,較“家長制”更為具體。

      由于《短缺經濟學》關于“paternal-ism”的章節對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政企關系研究和軟預算研究均有重要意義,這一術語又跨越經濟學、考古學、民族學、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的學科界限,期待學界群策群力,在既有翻譯基礎上,形成成熟穩定的統一譯名。

      鑒于《短缺經濟學》只是科爾奈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30%,要了解他更全面的想法,就有必要去讀解除自我審查后的《社會主義體制》以及此后的著作。其中,科爾奈的回憶錄《思想的力量》尤其值得推薦,書中有專章回顧和總結《短缺經濟學》的得失成敗。正如青木昌彥指出,“這本書以敏銳的洞察力描述了匈牙利動蕩不安的體制變遷過程和當代經濟學思想的發展史——作者本人積極地參與了這兩個歷史進程。”《思想的力量》共有兩個中譯本:一本是《思想的力量——學術探索之旅的另類自傳》,另一本是《思想的力量:智識之旅的非常規自傳》,這兩個中譯本均斐然可讀。

    短缺經濟學的回歸?

      最后,回到文章開頭所提出的問題,“電荒”是否意味著短缺經濟學的回歸?

      科爾奈1985年為《短缺經濟學》中文版所寫的前言中寫道:

      改革過程的一個目標是要消除短缺。查看短缺狀況是檢驗進展程度的重要標志。如果在經濟的一個或另一個重要方面短缺消失了,這就是一個相當可靠的信號,即改革在那里成功了。如果短缺依然存在,這就表明改革還沒有深入經濟肌體的內部。

      顯然,按照科爾奈36年前寫的這幾句話,“電荒”的不斷出現正是電力市場改革尚未深入經濟肌體的信號,而趙人偉10年前針對“電荒”問題已經明確指出這一點。他這樣寫道:

      我認為《短缺經濟學》的分析是以沒有價格信號和價格信號微弱為背景的。這些分析都屬于國際經驗,其警示作用是:要防止短缺的再現,就必須注意價格信號的真實性。過度的和長時期的價格控制必然使價格信號失真,從而形成短缺。最近我國出現的電荒現象,盡管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但應該承認其中的價格控制因素是不可忽視的……如果發電的原料煤炭已經漲價,對電價實行長期的控制必然要造成電力供應的短缺,即所謂“電荒”。正如有的評論所指出的,“市場煤”和“計劃電”是不可能長期共存的。

      10年前,“市場煤”的煤炭價格升至1000元以上,“計劃電”的政府管制價格僅聯動上升30-40%,火電企業大面積虧損,形成一輪電荒:10年后,“市場煤”的煤炭價格再次上漲,高至2000元以上,而“計劃電”的管制價格抑制電力價格上浮,火電企業再次大面積虧損,且發電越多、虧損越多,在秋冬之際以檢修為由不約而同減少發電,就再現電力短缺的“電荒”了。“計劃電”不能建立有效競爭的市場,在未來的某個年份也就無法避免“電荒”的重現。

      更一般地說,在經濟改革滯后的情況下,短缺、軟預算約束、國有企業對國家和市場的雙重依賴,會源源不斷繼續再產生出來,電力市場只是其中一例。進一步說,即使局部短缺通過改革得以消除,也不能一勞永逸地避免此類病癥卷土重來。科爾奈希望經濟學家擺脫幼稚的樂觀主義,學習醫生無所畏懼正視悲觀事實的風度:幾乎所有的人在一生中總有患病的時候,并且最后通常死于某種疾病。但是,這種悲觀現實,正是醫學研究和應用成就的推動力。科爾奈引用加繆的小說——《鼠疫》里的主人公列克斯醫生和朋友的對話來表明這一點:“是的,”泰勒贊同說,“我能理解你,但是你的勝利總是暫時的,只能如此。”

      列克斯似乎憂郁地說:“我早就了解到這一點,但是我不會因此放棄斗爭。”

      所以,科爾奈曾這樣建議:完全理性的人、完善的市場、完美的計劃、最優的社會制度的信仰和幻想,做扎實工作的經濟學是絕不會相信和幻想這些的。世界經濟正處于一種不景氣的狀態,沒有理由相信在不遠的將來一切都會好轉。我認為,二十世紀后半葉的經濟學家們有充分理由感到擔憂、失望和不安。但這不應使他失去活力,屈服于現狀。世界經濟的狀況和我們自己學科的現狀,至少促使我們表現出應有的慎重,不再過分地無休止地發表不著邊際的議論,老老實實承認我們的知識是有限的,為維護我們學科的名譽,當我們就如何醫治生病的經濟提出建議時,我們應該更為細致、更為審慎、更為全面。

      既然經濟痼疾要么還沒治好、需要進一步治,要么治好了也說不定什么時候卷土重來,那么作為經濟學史上的經濟病理學著作,《短缺經濟學》也就有常備案頭、不斷重溫的必要。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副教授)

    (文章來源:經濟觀察網)

    文章來源:經濟觀察網 責任編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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